美国理性衰微史（上）| 《大西洋月刊》九月号

图片来源：《大西洋月刊》2017年九月刊

编者按：

本文英文原文 How America Lost Its Mind 原载于《大西洋月刊》2017年九月刊。

作者库尔特·安德森 （Kurt Anderson），美国小说家，也是公共电台国际公司和WNYC共同制作的、获“皮博迪奖” 的广播节目“360工作室”主持人。本文摘选自作者《Fantasyland：How America Went Haywire—A 500-Year History》一书。全书将于9月份由兰登书屋发行。

本文为《大西洋月刊》官方授权翻译版本，译者杨刁刁、张拓木、张海云、华思睿、Xujun Eberlein，校对李雅坤。

我们在此刊载文章的中文翻译，如有兴趣阅读英文原文，请将下方链接复制到浏览器中打开。也希望你将本文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09/how-america-lost-its-mind/534231/

译者导读

美国从二战以来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龙头与政治引领地位。然而在表面的繁荣下隐藏着什么样的暗流呢? 动荡的大选以后,许多人哀叹美国从上到下已经彻底失去对事实的敬畏，落入了“后真相时代”。

然而，历史从来都不是真相的独角戏。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所跟从的往往不是真相，而是情感本身。恐惧、欲望、迷信、贪婪、短视、赌性，一次次战胜逻辑塑造着人们的思想；无论科学的推理，还是荒诞不经之谈， 都成为认知判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而推动着一个人， 一群人和一国人的路程。

耻辱常常阻碍我们直面自己的愚昧和偏见。这篇文章里，作者库尔特•安德森以坦诚的态度， 详实的史料， 丰富的知识一步步梳理美国社会自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宗教、玄学、奇谈、阴谋论等非理性的的力量如何此消彼张，理性光芒如日食一样暂时黯淡。扯开别人的遮羞布比扯开自己的容易；扯开整个社会的遮羞布的人往往面对的是愤怒而非感恩。作为个人，我们是否有能力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偏见与短视？作为社会，我们是否有勇气细剖口号式的冲动对现实的影响？

作者在这里对美国社会的批判既包括左派也包括右派。此文可能会引起很多争议，然而理性的争论和思辨是我们所知唯一逼近真理的方式， 那么就以此文为活水， 或许有助于打开一条清澈的渠道。

译文

“你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无权发明自己的事实。”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

“我们这个民族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波人，把幻象构建得如此栩栩如生，如此有诱惑力，如同真的可以生活在其中一样。”

——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图像：美国伪事件指南（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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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从何时起与现实脱节的？

我最初意识到我们国家开始陷入奇谈怪论的泥潭是在2004年。那年，总统乔治·W·布什的政治操盘手卡尔·罗夫（Karl Rove）创造了一个惊人的词汇：“基于现实的社会”。他对记者说，在这些“基于现实的社会”里，人们“相信严谨地研究可观测的客观现实，就能 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世界已经不是这样运转的了”。一年之后，“科尔伯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开播。扮成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史蒂芬·科尔伯特在节目第一期最开始的几分钟里带来了一个固定栏目：“今日热门词汇”。他选择的第一个词是“似实”（“truthiness”）: “这样说吧，我敢肯定教条的‘词汇警察’，或者韦氏词典出版公司的的那些‘词汇达人‘会跟我说，‘打住！这根本不是一个词！’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从不拘泥于什么字典和参考书。那都是精英主义的玩意儿。只知道吹毛求疵，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者什么事情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没有发生。大英百科全书是哪根葱？他凭什么告诉我巴拿马运河是1914年完工的？我就乐意让这个运河在1941年建成，那是我的权利。我从来不信书里说的；书里都是事实，没有真心...弟兄们，醒醒吧，我们的国家是分裂的... 那些用心思考的人和用脑子思考的人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女士们，先生们，你发自肺腑的直觉，那才是真相的源泉。”

我暗想，哇，没错，这太对了。美国已经不是我年轻时候的美国；那时“似实”跟“基于现实的社会”这两个词就算有人当笑话说出来，也没人听得懂。我的童年属于六十年代。抛开那个年代的喧嚣与进步意义，在我看来六十年代也是 “似实”思潮的起始，如同宇宙大爆炸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六十年代可以算作一场全国精神大崩溃，我们极可能还没有跨过这个坎。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理性和非理性的两极之间。我们都有自己无法证明的直觉，和有悖常理的迷信。我的一些朋友是非常虔诚的教徒，还有一些朋友相信某些荒唐的阴谋论。然而，如果我们放任不管，任由主观践踏客观，思考行事时把个人观点和感受当作与事实一样可靠的依据，才是真正的问题。美国的建国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实验，基于启蒙时代的思想自由主张。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任何观点；而如今这场实验已经彻底失控。从一开始，这种美国的极端个人主义是建筑在宏大的梦想上，甚至是史诗般的幻想上的；我们相信每个美国人都是神选之子，秉承上天的旨意来共同构建这个定制版乌托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依照想象和意志重新打造自己。在如今的美国，启蒙运动中更煽动人心的一面已经吞噬了那些清醒、理性、实证的部分。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美国人逐渐迷醉于魔法玄学、毫无约束的相对主义、花哨的论证，以及其他各种大大小小让我们宽心，刺激，甚至是令我们恐惧的无稽之谈。这种趋势在过去五十年中愈演愈烈。并且，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这种奇怪的“新常态”本质上有多么出格。

与生活在其他发达社会的几亿人相比，我们美国人发自内心的相信超自然事件和奇迹，相信地球上有撒旦，相信有人最近往返于天堂和地球之间，还相信一个关于几千年前生命被瞬间创造出来的故事（注：指神创论）。

我们相信政府和其它势力合谋对我们隐藏了各种可怖惊人的真相，比如暗杀、外星人、艾滋病的起源、9·11恐袭、疫苗的危险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早已存在；在我们熟悉“后事实”和“后真相”等词语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我们选出一个对阴谋论来者不拒，搞不清孰真孰假，连现实的本质都糊里糊涂的总统之前，都早已存在。

我们早就穿过魔镜，跳进了爱丽丝奇幻世界里的兔子洞。美国已经变异成一个幻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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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非真实的恣意放任的崇拜有多普遍？有多少美国人活在自己的另类现实中？虽说民调只能寥寥几笔大致反映民意，但过去二十年的大量民调研究已经基本有效地展示出美国国民轻信假象跟妄想症的严重程度。依我看来，实打实相信真相的人在美国占少数，大约三分之一，但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一半。比如说，我们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圣经中的创世纪并不是上帝亲口讲述的故事。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不相信心灵感应术和鬼魂。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相信现世间行走着天使和魔鬼。超过一半的人深信天堂是真实存在的，还有差不多的数量的人相信神有人形——不是什么模糊的非特定力，宇宙神灵，超常魔力，而是某个人。三分之一的人不只认为全球变暖不是什么大事，甚至还相信这是科学家、政府和记者集体编造的阴谋。三分之一的人相信我们人类最早的祖先就是与我们同样的人类；三分之一的人相信政府和大制药公司合伙掩藏了癌症自然疗法的证据；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外星生命曾造访地球，说不定此刻还在。将近四分之一的人相信疫苗会导致自闭症，还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相信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赢了普选票。四分之一的人相信我们上一任总统有可能或者肯定曾是（一直是）撒旦本人。根据公共政策民调，百分之十五的人肯定“媒体或政府在电视信号里秘密加上了控制意念的技术”，还有百分之十五的人觉得有这个可能。四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女巫的存在。有趣的是，差不多同样四分之一，或者稍少一些的人相信圣经里大部分都是神话故事和寓言——正好相当于相信美国政府官员合谋参与了9·11袭击的民众比例。

当我说三分之一的人相信这个、四分之一的人相信那个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这些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是同一群人。当然，各种无稽之谈的信徒群体们会有重合，并且谣言会在这些信徒群体里交互传播。譬如说，相信外星人访问地球和绑架地球人的那些人往往会相信政府对丑闻的大规模隐瞒，然后会进一步相信各种各样其他的阴谋论，最终这些都为相信世界末世即将到来奠定基础。
 
我们为何活成这个样子？ 

简单来说，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正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可以想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我们的观点和其他所有人的观点都是同等靠谱，甚至更靠谱，专家去死吧！一旦人们相信了这一点，就可以随便把世界搞个天翻地覆，孰因孰果全然可以不顾。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 实作虚时虚亦实”。

 “主流”这个词最近已经被彻底污名化，成为偏见、谎言和精英压迫的简称。讽刺的是，媒体、学界、政府、大公司、行业联盟，以及其他负责任的公共观点的来源，曾经一度是防止明目张胆的谎言与不加掩饰的荒谬任意妄行的社会力量和机构，却在过去几十年里开始纵容甚至助力各种无稽之谈。

美国某最著名大学附属医院之一的一位资深医师每天在他的电视节目上推广“神药”。有线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煞有介事地把美人鱼、怪兽、鬼魂和天使当真事介绍。当某个政治学教授攻击诸如“社会上存在一个界定真实性，理性标准的‘公共核心’，并且还有一套衡量逻辑与理性的标准”的观点时，他的同事们只会点头称是，然后拱手送他终身教职。曾经社会边边角角的观点被折叠进去占据了中心位置。非理性摇身一变，不但开始备受尊敬，甚至往往无法阻挡。
 
我们的整个社会环境和它各个相互重叠的部分——文化，宗教，政治，思想，心理——成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谬论，半真半假的“似实”，以及骗人的玩意儿的温床。人们很容易就会滑下逻辑与理性的滑坡，被带到各种各样的煽动人心的的胡言乱语那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原本是社会中自然形成的逻辑理性滑坡好像变成了一个规模庞大、永久性，结构繁杂交错的雪橇滑道，然后特朗普就坐着高速雪橇在这个滑道上一路冲进了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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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美国的“精神”总是分两种。我们有激情放纵，自由驰骋的的一面：美国人像是一群爱激动的赌徒，尤其容易轻信天花乱坠的好事。不过我们同时也保有清教徒与其世俗化后代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稳妥，勤劳，节俭，不酗酒，尊重常识。谁都爱做不靠谱的黄粱大梦，这跟人其它强有力的天性一样，适可而止就没问题。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幻境与现实，疯狂与克制，轻信与怀疑的冲动之间，一直能够保持一种动态平衡。

两场历史性的转变导致了天平彻底倾向虚幻之境。第一个是六十年代前后崛起的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从那时开始，美国人脑内中枢操作系统增加了一条规则：爱干嘛干嘛，去找你自己的现实吧，反正一切都是相对的。

第二个转变是新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科技使披着真相外皮的虚构如虎添翼，不管是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宗教性的，还是与科学有关的。在互联网上十亿个网站中，任何奇谈怪论的信徒都能找到同道，分享各种歪曲拼凑的事实与带引号的“事实”来给彼此支持。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疯子们都互相隔离，这样想要一直保持对自己的那套另类现实的相信也并不容易。现在他们虔诚信仰的观点在整个网络世界铺天盖地，像真的新闻一样煞有介事。如今这些疯话看起来如真如实！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套量身定制版本的现实，可以相信我们想相信的任何东西，假装成我们想做的任何人。这样，现实和谎言之间的的边界可以更容易地被模糊和抹去。真相越来越机动灵活，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主观。谁不喜欢这种超级加强版的“自由”呢？就算我们恐惧也厌恶许多搭错神经的同胞使用这种自由的方式，我们也坚定地支持它。

这种真幻不辨，把荒谬当真理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但是我们毕竟是世界的熔炉和老大。我们一手发明了“魔幻-工业产业”；除了因贫穷或种种原因人民生活悲惨的国家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民众高调地以超自然信仰为自己身份认同的核心。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美国例外论的反映。美国这个国家从来都非常独特；但是我们的唯一性已经大不相同。我们依旧富有而自由，依旧比任何国家都有影响力和强大，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代名词。但是我们一步步走向轻信谎言，罔顾事实，我行我素，甚至对现实本身无法确实地把握，我们其它卓越的国家特质已经被彻底淹没，把美国变成一个不那么发达的国家了。

人们会把特朗普现象——这种“后真相”、“另类事实”的时刻——看成某种令人费解的疯狂的美式新鲜事物。但现在发生的一切只是这种贯穿美国历史的美国例外论思维方式的一个终极引申和表现而已。

创建美国的，有真正的信仰者和充满激情的梦想家，也有坑蒙拐骗之徒和被他们骗的人，这是美国成功的原因；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群极易被奇谈怪论影响的人，从塞勒姆女巫案到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开创摩门教，从P·T·巴纳姆（P.T. Barnum）到说呓语，从好莱坞到山达基教派再到阴谋论，从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到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到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到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到特朗普。换言之：把极度个人主义和极端宗教信仰掺在一起；把娱乐产业跟别的一切掺在一起；让这混合物发酵几个世纪，然后任其通过毫无约束的六十年代和网络时代。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美国，现实和幻象在这里诡异而危险地界限模糊，融合交汇。

六十年代与理性之死的开始

对于六十年代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许多重构，我并不后悔，也并不反对。但在我们早已熟悉的许多好处之外，这些重构也附有许多我们没有认识到的代价。

1962年，人们开始谈论“嬉皮士”；披头士刚刚发布第一首成名曲；肯·凯西（Ken Kesey）刚刚发表《飞跃疯人院》；哈佛心理学讲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正在把迷幻蘑菇和LSD 致幻剂发给他的研究生们。旧金山向南开三个小时，在风景如画的大苏尔（Big Sur）沿海峭壁边，一对年轻的斯坦福心理学毕业生创建了一所高校与智库结合的机构，并以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印第安小部落命名。四十年之后，创始人之一如此回忆这家机构：

“在1968年，伊莎兰（Esalen）曾是青年反叛旋风的中心。它曾经的地位如同圣城麦加于伊斯兰文化。成百上千的年轻朝圣者来到伊莎兰，追寻超脱、超意识、致幻剂、性革命、邂逅、内心敏感、认识自己的身体、瑜伽——这些事情都是通过伊莎兰被筛进美国文化。到1966, 67乃至68年，伊莎兰已经产生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了。”

这种说法并不是夸大其辞。归根结底，伊莎兰基本上创造、发展，推广了一切可以被归类为新时代的现象。对不喜欢教堂或传统宗教却依旧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们来说，伊莎兰就是美国新宗教的梵蒂冈。出于对科学和理性的怀疑和对玄学的崇拜（以及按摩、热汤浴、做爱、以及在热汤浴里做爱，等等），这家机构重新定义了心理学，医药学和哲学。这是反宗教的宗教和无一滴科学的“科学”的大本营。伊莎兰的核心思想是对各种，尤其是对来自亚洲、美洲印第安人和萨满教传统的另类治疗手段和现实的另类解读极度宽容。不管什么无形能量、轮回转世、星盘，越异域越玄越无法证伪，越好。

伊莎兰成立前不久，它的创始人之一迪克·普赖斯（Dick Price）经历了一场精神崩溃，并被强行送进一家私人精神科医院呆了一年。他的新机构抱有一种偏激的观点：人格分裂或者其他心理疾病都是正常世界给奇人和空想家们带上的枷锁，是强迫与控制的工具。这自然就是《飞跃疯人院》的主题思想。在精神病学领域，这个观点有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倡导者，各自在六十年代初发表了自己离经叛道的宣言——R·D·莱恩（R.D.Laing）（《分裂的自我》）和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精神疾病的神话》）。“疯狂”，莱恩在伊莎兰刚刚成立时说，“充满了解放和新生的可能性”。伊莎兰的创始人都是莱恩的忠实拥趸；这家机构也孕育了一系列把精神错乱等同为另一种看待现实方式的观点。
 
这些影响深远的评论，让“大部分科学理论不过是专制下压迫芸芸众生的邪恶阴谋”这种观点广为流传并受到尊重。精神疾病对萨斯和莱恩来说，都是“理论而非事实。”现在，这种观点成了任何用主观信条代替科学的人——无论是神创论者还是气候变化否定者还是狂热的反疫苗者——万能的标准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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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总是认为宇宙围绕着他们旋转，就好像只有他们明白这世界。在他们大脑中主管理性和逻辑的前额叶发育完整之前，他们非常容易被幻想所支配。而在六十年代，整个宇宙都很合作：世界好像就是围着年轻人转的，它强化他们青春期的自我意识，让他们把自己个人重要性的幻觉当真，让他们对于瞬间转型和革命的幻想貌似有理。几乎一夜间，美国把它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年轻人身上，以及他们所相信的，所想象的和所期盼的。

如果说1962年是六十年代真正展开的年份，那么1969年则是这种新教义及其重要性被成年人认可的年份。逻辑和理性到头了。反文化运动释放的气息把老一代卫道士们，包括那些虔诚的教徒，吓坏了。他们还没太意识到另一场“大觉醒”（Great Awakening）正在美国进行，一种新的宗教正在矗立起来，其信徒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技术治国体制以外的道路朝觐圣城... 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句话出自1969年夏天，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艺术节之后三个星期出版的书《反文化运动的发端：反思技术治国体制及其对年轻一代的压迫》（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作者是时年35岁的湾区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他在这本书里首创了“反文化运动”这个词。罗斯扎克用了270页的篇幅夸奖年轻一代“勇敢地”抛弃专业知识和“我们文化中所有作为‘理性’和‘现实’而被看重的东西”（请注意这些吓人的引号）。在他看来，那些所谓的专家，说到底，不过是被“国家和/或企业体系收买了”。在“客观意识的神话”这一章里，作者争辩说科学其实不过是一个国教。他写道，为了创造“一个以非智力来判断真和善的新文化”，“必须要颠覆科学世界观及其对自我中心和大脑意识的根深蒂固的依赖”。他欢迎“对科学技术价值的彻底抛弃”。

那年夏天早些时候，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同时也是天主教牧师）安德鲁·格里利（Andrew Greeley）警告《纽约时报杂志》的读者说，除了人们熟知的体现青年反叛的标志（蓄长发，性，毒品，音乐，抗议等等）之外，校园里最令人震惊的变化是反理性主义的兴起和神圣“神秘主义和魔法”的回归，超自然认知，通灵术，基于圣经启示录的邪教。有一次他在教室黑板上写了一个统计表格，他的一个学生惊叫道：“格里利先生，我发觉你是一个经验主义者！”

在1969-1970年之交，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位41岁的教授正在完成他的一本关于青年反文化运动的书。查尔斯·赖克（Charles Reich）曾经在最高法院担任过法官助理，并在美国超理性主义的大本营——耶鲁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然而和年轻人交往后，他在中年顿悟而“叛教”。1966年，他开始给本科生教授一门“美国的个体”的研讨课，课上他布置了凯西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小说作为读物。他决定在伯克利度过下一个夏天，也就是“爱之夏”（the Summer of Love）。在返回纽黑文（New Haven）的途中，他经历了他的圣保罗式改宗，皈依了年青人的价值观。他在耶鲁的课程大受欢迎；最火热时有600人报名。1970年，《美国的青化》（The Greening of America）成了纽约时报最畅销书（还有70页节选登载于《纽约客》杂志上被广为阅读），并在畅销书榜上待了近一年。

这本书卖了两百万册，我16岁那年也买了一本来读。现在重读这本书，回忆起当年我有多么喜爱它，也强烈地提醒我自己年轻时的愚蠢。赖克是在无耻地不加批判地煽动像我这样的孩子的情绪。《美国的青化》可能是主流社会对新一代年轻人的虚荣和自以为是的最大的迎合。它内在的理论框架非常简单，恰到好处地推销对年轻读者的吹捧奉承：美国人中存在着三种“意识”，每一种“造就一个个体对现实的感知 ... 他的‘头脑’，他的生活方式”。“第一类意识”是那种老式的，自给自足的个人主义者，新的“公司国家”已经让这些人完全过时了——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你的祖父辈。“第二类意识”是那种胆怯的墨守成规的公司男男女女，他们的理性主义是公司国家设下的残暴的陷阱——这些人是你的父辈。

然后就是“第三类意识”，它“刚刚在美国的年轻一代中首次出现”，“在年轻一代中迅猛传播，越来越广，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到成年人群中”。如果你反对越战，随意着装，吸大麻，那你基本上肯定是第三类。仅仅只需要年轻，随意，不守规矩，你就是在开创一个新的乌托邦。

赖克夸奖新的“第三类意识”人群衣着的“乐趣和幽默感”，但他的书绝对是索然无趣的——因为它是在回应“当下最严重的不育危机，最黑暗的夜和最极端的危险”。阴谋主义泛滥，而赖克也上了这条船。在他看来，如果在其他各种不公正之上，“公司国家还添加了去人性化和压制”，那“它就快要摧毁生命中的所有意义和乐趣”了。赖克的魔幻式思维主要关心的是这场革命的结果。“美国的公司国家”造就了新一代的长发极端个体主义者。他们坚信自己的直觉，寻求自己的真相，“获得了历史上所有革命者都无法达到的成就。这台国家机器已经开始摧毁自己。”一旦每个人都开始穿李维斯并吸毒过瘾，旧时代的一切都会“直接被洪水卷走”。

当然，这种梦想里的必然和迫在眉睫的幸福激变并没有发生。国家机器并没有摧毁自己。但赖克的确说对了一半。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而且，“所有人都知道，无法逆转了 … 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意识了”。他一厢情愿的想法错在，他以为一旦新一代感性的洪流冲垮堤坝以后，水流会朝同一个方向流动，创造出一个和平，合作，美妙的乌托邦新大陆，人们的心灵和头脑都如他那样变得进步，整个美国都变得像伯克利或佛蒙特州一样。然而，第三类意识仅仅是将美国带向无约束，后理性，后事实状态的海啸过后的第一波。赖克的信念是200年前启蒙时代理性主义者们愿望式思维谬误的逆向命题。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他的同道人认为，在思想完全自由的前提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理性之路。多么美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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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荒诞式信仰是如何在七十年代变成完全主流的。我那位不信教的母亲买了一本《植物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Plants）来读。这部畅销书声称，植物是有感情的，可以是“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婚礼上的伴娘”；关于植物这些惊人的真相被食品药品管理局和农业企业压制了。我母亲并不相信这个阴谋论，但她开始和她的榕树对话，就好象和宠物对话一般。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纽约时报把这本书作为“荒诞之事摆脱卑微地位”的又一个典型例子。的确，主流出版商和媒体竞相把玄幻当作写实作品来推销出售。1975年出版的书包括一个能读心并且用意念弯勺的年轻人尤里·盖勒（Uri Geller）的自传，也包括哲学博士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的《生命之后的生命》（Life After Life），拿几十位濒死者的奇闻来证明来世的存在。这本书卖了几百万册，而此后不久国际濒死研究协会在耶鲁大学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在六十年代，学术界大批人偏离了他们传统上代表的逻辑和理性主义。很多先行者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他们的工作本是战后自满情绪的良好解药。问题正在于那个特定时期他们影响力的性质和广度，因为那时理论假说和模式似乎是人人可以参与的。就是说，这些先行者启发了学术界那些半吊子的偏执的追随者，他们的一些筛选过的论点在满世界传播：所有对真理的接近，无论科学，寓言或宗教，都只不过是编出来为了人的需求和利益服务的故事；现实纯粹是一种社会构建，是一系列用于欺骗社会或部落成员的有用或者臆想的神话画面；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边界是互相渗透的，或许并不存在；那些疯狂的，迷信的，魔幻性思维的妄想，和西方科学和理性构建的事实同样合理。总之：你爱信什么就信什么，因为几乎所有理论对错的可能性都差不多。

这种理念渗透到各个学术领域。1965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美国出版了《疯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书，和莱恩对精神疾病概念的怀疑相呼应。到了七十年代，他争辩说，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真理权力结构”（regime of truth）——只不过是用别的方式施压而已。Foucault对理性的怀疑在美国学术界影响深广。

与此同时，在社会学领域，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勒克曼（Thomas Luckmann）两位教授于1966年发表了《现实的社会构建》（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书，这是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两位作者解释道，不仅神经正常不正常和科学真理都是精英们调配出来的浊酒，几乎所有别的理论都是如此。任何部落或社会的统治者不仅仅主宰习俗和法律，他们还主宰所有臣民的感知，真相由他们定义；为了创建这个所有人居住其间的无所不包的舞台布景，统治者最先使用的是粗糙的神话，然后是更缜密的宗教，最终是现代科学这“极端的一步”。“现实”？“知识”？伯杰和勒克曼写到，“如果要细究起来，我们每次提到这两个词的时候都应该加上引号。”“一个藏僧的‘真实’，对一个美国的商人来说未必‘真实’。”

当我18岁时第一次读到这些，我热爱这些引号。如果现实仅仅是威权设置规则而营造的结果，那任何人都可以——不，任何人都有义务——来构建他们自己的现实？这本书机缘巧合地成为了学术界内外奠基性的教科书。

学术界另一个更极端的凡真相皆平等理论的布道师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教授保罗·费耶拉本德（Paul Feyerabend）。他最有名的书《反方法论：无政府主义的知识理论大纲》（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出版于1975年。书中宣称，“理性主义是对上帝话语权力之信仰的世俗化形式”，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迷信”。

这本书的一次再版发布于创世论者通过立法要在公立学校的生物课上教创世纪的时候，书中费耶拉本德表示赞同这种做法。他拿创世论者和伽利略相提并论。他坚持说科学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信仰。他写道，“只有一个准则在任何情况下和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被维护。这个准则就是：什么都可以。”

在人类学领域，异邦传统文化中新奇的魔法信仰成为主要研究课题。人类学被这种新的范式完全占领了——不评判，不怀疑，不要仗着你是教授就指手划脚。在那个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殖民主义在终结，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被供认不讳，美国在发展中国家里挑起战火。我们凭什么瞧不起或拒绝承认这些民族的信仰？在六十年代，人类学认定各种神谕，占卜者，咒语和神器都不仅应该被尊重，而且提升到和理性与科学等同。如果所有关于现实的理解都是社会性的构建，尼日利亚的卡拉巴里（Kalabari）部落人的理解并不比大学教授的理解更随意或更基于信仰。

1968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做了一个实验。据他所写，“一个经常有灵魂脱窍经历的年轻女性”，并不是“声称”而是“确实有”这种经历。她在实验室里连着脑电图机睡了四晚。她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睡觉时把意念或者灵魂送出体外，去读取塔特放置在她床上方架子上一张纸片上的一个五位数字。他报告说她成功了。其他科学家认为这个实验和结果完全是虚假的，但塔特继续用了他整个职业生涯来证明对客观的追求是虚假的，魔法才是真实的。1972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同寻常的论文，抱怨科学界全然拒绝接受那些在磕药致幻时“获得的知识”。他不仅仅要求科学界严肃对待“狂喜，通神，其它‘维度’，升天，美丽，时空超越”的体验，还致力于达成那些体验。他坚称，“一个完美的科学理论也可以建立在非物质存在的数据之上”。科学方法的规则必须要修改。塔特认为，在新时代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必须在这种他所研究的改变后的意识状态，意即高潮或者幻觉时进行“采集数据”，“总结数据和理论推导”。塔特承认，他的这种研究的新形式，对于“互相自愿验证”存在问题，因为“只有在那个同样改变后的意识状态下的人们才能充分地互相交流”。塔特普及了“共识现实”（consensus reality）这个术语，旁人会简单称为现实（reality）。到1970年左右，在学术界这个词成为了永久性的跨学科的“艺术性术语”。后来，他放弃了中立性的伪装，开始把它叫做“恍惚共识”（consensus trance）——那些信奉逻辑和理性的人反而成了被蛊惑的受骗者，而不是他和他的信徒们。

即使是广受六十年代年轻左派热爱的社会批评家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在1969年也被他自己的学生吓坏了。“没有纯粹的知识”，他写道，“只有知识的社会学。他们学到的都是... 科学研究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赞助进行的，所以他们不认为有简单真相的存在。”

从那之后，相对主义，即认为不存在更正确或更真实的东西的观念，一直受到美国右派的公开谴责。保守派人士憎恶相对主义对各种老派而司空见惯的统治理念的侵蚀——某些（基于种族和性别的）特权，审美观，形而上学和绝对道德的概念。而一旦知识分子主流彻底接受有多种同时成立的现实和真相的可能，一旦从校园到整个文化领域，原有的检验和专家把关都被质疑，那么美国所有的“野蛮人“都能够争取自己的诉求被认真对待。保守主义者正确地认识到大学里的毫无节制的相对主义思潮不可能被隔离于校园内，而当这种思潮散布到整个美国以后，它助长了右翼的极端基督主义和各种疯狂——持枪权的歇斯底里，黑色直升机的阴谋论，对气候变化的否认，等等。“有用的笨蛋”（useful idiots）一词最初是被用来谴责自由派为了更左翼的信徒的利益服务。但在这里，后现代知识分子——后实证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社会建构主义者，后经验主义者，认识相对主义者，认知相对主义者，描述相对主义者——成为了对美国右翼最有成效的“有用的笨蛋”。“谁都知道，现实这个词带着自由派的味儿”，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有一次进入角色时说道；他在嘲讽今天右翼的信仰-特朗普-真相三级跳冲动。可是两边都没有注意到，极左精英里的一大部分和民粹的右派已经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七十年代的阴谋论和恐慌

当越战升级动荡的时候，反理性主义也兴旺起来。诺曼·梅勒在他关于1967年秋季华盛顿特区著名抗议活动的书《黑夜的军队》（The Armies of the Night）中描述人们的口号（“魔鬼出去，出去——回到黑暗里，你这个撒旦的仆人！”），以及数百名示威者围成一圈，意图“形成一个驱魔环，足够强大到把五角大楼提升三百英尺”。他们希望大楼会“变成橙色，不断震荡，直到所有的邪恶都逃离这个悬浮的大楼。到那时越南的战争就会结束了。”

到六十年代末期，左翼的很多狂热份子都参与极端的魔幻型思维。他们在六十年代初却并非如此。1962年，民主社会学生协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采纳了由22岁的Tom Hayden撰写的奠基文件。这个宣言是天真，美好而理性的：谴责不平等，贫困，和“美国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它看到了工业自动化带来的潜在优缺点，宣布这个组织“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抵制”。

然后，平地一声雷，任何事情和每件事情都变成可信的。理性被随意抛弃了。反乌托邦和乌托邦的梦幻都似乎有了可能性。1969年，民主社会学生协会里最相信末日论也最有魅力的自称为天气人（weatherman）的支派，分裂出来并获得了所有的注意力。其成员相信他们和其他的年轻白人，将与黑人起义军并肩，成为新一场内战的先锋。他们发表声明：“革命的唯一道路是武装斗争”，“毒品是我们的一种武器... 枪支和大麻在青年地下运动里联合起来”。然后新左派的分支们在七十年代初期制作并引爆了数千枚炸弹。

左翼人士并不是唯一失去理智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军队情报部门，以及城市警察局的官员们，认定了和平反战抗议者和校园左派一般都是危险的武装份子，于是扩大了那些用来监视、渗透和抹黑这些组织的秘密项目。这些反过来证实了在新左派里原本就存在的恐慌，加剧了其中那些狂人的革命妄想。在七十年代，中央情报局和陆军情报部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星门计划（Project Star Gate），来实验是否可以使用超感知觉来进行间谍活动。

§

极右派在六十年代也有过自己的辉煌时刻，其表现形式为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成立。伯奇协会的创建者认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内阁里都有一些“自觉自愿、尽心而忠诚于苏维埃阴谋的间谍”。该协会的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是决意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由克里姆林宫绝对统治的、残暴的警察国家”。

以这种怒气冲冲又煞费心思的多疑看待世间万物的思维方式是在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之后开始蔓延到政治圈各党各派中的。在达拉斯发生的这个刺杀总统案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脑子有毛病、一无所成的人提着邮购步枪干的？ 肯定是共产党人，或是中央情报局，或是伯奇协会的那些家伙们（Birchers），或是黑社会，或是几股势力联合阴谋策划了这一切，对吧？ 这种阴谋论思潮的兴起并没有立即引起社会注意。理查德·霍夫施塔德（Richard Hofstadter）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两年后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美国政治中的偏执》（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书中对这个思潮只用了两句话加一个脚注，说“对肯尼迪刺杀案的阴谋论解释” 在美国并不太“流行”。

煞费心思的偏执是极右伯奇派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毛病，而左派还需要些时间才能赶上他们。1964年，一位左翼美国作家出版了第一本关于JFK刺杀阴谋的书，声称德州的一名石油大亨是主谋。很快许多接蹱而来的新书就提出各种关于政府的官方调查如何忽视了暗藏阴谋的观点。其中一本书，左派律师马克·莱恩（Mark Lane）所著的《草率的判断》（Rush to Judgment），名列《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榜达六个月之久。之后，在1967年，新奥尔良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指控一名本地商人参与同性恋右翼势力暗杀肯尼迪的阴谋，说这个阴谋是“一个纳粹主义行动，其赞助者包括德克萨斯州的一些石油富翁”，并且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都参与共谋了对此案真相的掩盖。在NBC新闻台播出了一台调查节目反驳并揭露这种阴谋论不可信之后，加里森说那个节目是“思想控制”，明显是受NBC的母公司RCA指示而作的，而RCA是“十大国防承包商之一”，所以他们会“慌了手脚，因为我们正在揭露他们的骗局”。

这种关于JFK被刺杀是一个巨大而可怕的阴谋的说法于是成了美国社会大众常识的一部分。其结果是，前所未有的大量美国人对于阴谋论的接受几乎成了条件反射。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讲的就是一个复杂的全球幻想故事，其中军国主义者、光明教会、还有大麻瘾君子都相互联系，而且偏执思维是正当的。该书获得美国1974年国家图书奖。阴谋成为高端好莱坞情节剧的前提，比如《唐人街》（Chinatown），《窃听大阴谋》（The Conversation），《暗杀十三招》（The Parallax View）和《秃鹰七十二小时》（ThreeDays of the Condor），这些电影都是在短短两年里相继问世的。当然，现实生活赋予了这些故事某种合理性。那时，关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组织对于左翼组织的渗透正在逐渐为人知晓，而水门事件及其事后掩盖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犯罪阴谋。之后的几十年里，从疯癫的少数右翼扩展到主流社会，很多人开始相信了世界上有一个邪恶的精英组成的网络，而这个网络旨在暗地建立一个恶势力世界政权。在左派中，妄想狂的阴谋论传播得不是那么广泛，那么深入，但左右两个阵营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相信一个极端强大的阴谋集团——其中包括国际组织，智囊团，大企业和政治家们——在秘密地统治美国。

左右两个阵营的阴谋论者表面上互相敌对，但开始成为事实上的盟友。信奉相对主义的教授们助了那些否认科学的基督徒一臂之力，而六十年代反精神医学的狂热同时吸引了左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有山达基教信奉者）。在左派人士加入之前，阴谋论主要是现代右翼的一种思维习惯。然而从七十年代起，认为联邦政府制定了秘密计划，要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拘留营的观念是先在左派中的偏执狂那里萌生的，然后才成为右派的标志性言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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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库尔特·安德森 （Kurt Anderson），美国小说家，也是公共电台国际公司和WNYC共同制作的、获“皮博迪奖” 的广播节目＂360工作室＂主持人。本文摘选自作者《Fantasyland：How America Went Haywire—A 500-Year History》一书。全书将于9月份由兰登书屋发行。

【插图】R. Kikuo Johnson

【翻译】 杨刁刁，张拓木，张海云，华思睿，Xujun Eberlein

【校对】 李雅坤

作者：库尔特·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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